他们并不知道，此时中国已经确立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。 1959年6月，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，撤走了所有核专家和技术资料，还断言中国“至少需要二十年才能造出原子弹”。 这个令人屈辱和愤怒的日子，被中国用来命名自己的核计划——“596工程”，寓意这是一颗“争气弹”。

在罗布泊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，一场隐秘而伟大的征程开始了。

没有先进设备，他们就使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，演算一个数据通常要花一年以上时间。

1955年，钱学森和一批中国科学家顶着美国的种种阻碍回到祖国，带回了大量技术成果和科研经验。 彭桓武、邓稼先等科技理论家完成了理论设计；王淦昌、吴世法等进行了核爆炸物理试验研究；钱三强、何泽慧等进行了中子物理试验研究。 这群后来被称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科学家，隐姓埋名，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关乎民族命运的事业中。

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动作。 中央情报局早在1960年就确认了中国核设施的存在，并预估1964年可能试爆原子弹。 为遏制这一进程，美国秘密制定了所谓的“B计划”。 这个计划考虑由B-52轰炸机从关岛起飞，对罗布泊实施精确打击，或者由台湾特种部队空投进入基地执行爆破任务。

然而，美国军方内部对这个计划产生了严重分歧。

”另一边支持者则认为：“必须打，不打我们就晚了，等到中国研制出核武器，说不准第一个对准的就是我们。 ”

与此同时，美国还试图拉拢苏联联合施压，甚至提出美苏共同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打击的提议。 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既担忧引发世界大战，又不愿看到美国借机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，最终选择了沉默。

美国的情报误判进一步导致了决策延误。 他们的情报人员将包头核燃料厂误判为“钚生产线”，却没发现中国主攻方向其实是铀-235。 由于误读技术路线，美国在威胁评估上出现偏差，始终认为中国即使研制成功，也不过是低当量炸弹，威力有限。

这种自信让华盛顿的计划从强硬变得拖沓。 1963年，肯尼迪遇刺身亡，继任的约翰逊政府重新评估情报后，认为中国尚未接近爆炸阶段，决定暂缓行动。 政治变局与风险考量，使得“动手”的窗口被一再推迟。

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全速冲刺阶段。 兰州铀浓缩厂在1964年1月14日获得武器级高浓缩铀。

到1964年夏天，中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罗布泊沙漠上空骤然闪光，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。 十三个美方监测站中有十一处记录到电磁脉冲异常，随后采集到的放射性尘样证实，这是一枚以铀-235为核心的原子弹。

美国震惊之余，只能被动安抚舆论。 约翰逊在记者会上强调这枚核弹“无法威胁美国本土”，但事实已无法掩盖。 中国不仅掌握了核技术，更在冷战格局中获得了战略安全的底牌。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，中国仅用时26个月，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。

当卫星再度飞越罗布泊时，地面上的塔架早已化为焦土。 那些原本写在美军作战图上的箭头，终究没能变成航迹。 不是美国不想阻止，而是他们没能来得及。 从卫星影像的轻视，到情报误读的迟疑，再到政治决策的拖延，美国一步步让机会从指缝中滑落。

中国科研人员用“596工程”这个代号完成了技术闭环，他们用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，凭借一张书桌、一把计算尺、一块黑板、一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不知疲倦的大脑，创造了科学奇迹。 王承书团队在兰州铀浓缩厂手工计算出上千台分离机的参数，原公浦在戈壁滩上用三个月时间将铀-235毛坯车削成精度0.01毫米的核心部件。

这场博弈的本质，是两种制度在极限压力下的耐力竞赛。 美国的战略困境在于需要同时应对苏联、越南、古巴等多个方向的挑战，而中国却能集中资源实现单点突破。 历史证明，在大国崛起的关键节点上，时间窗口往往比实力差距更具决定性——而中国，恰好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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